博主的话：1999年4月25日，来自北京、天津、河北、山东、辽宁、内蒙古等地的一万多名“法轮功”练习者，集合起来围住了中南海，引发了震惊世界的“4.25”事件。当时的情况究竟如何，本博主根据当事人王治文、李昌等人的回忆，编写了这篇文章，呈献给大家，以重温这段历史。
1999年4月初，天津师范大学教育学院主办的刊物《青少年科技博览》刊登了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写的文章《我不赞成青少年练气功》，其中讲到：“有一篇关于‘法轮功’的宣传材料，就说有某工程师练了‘法轮功’后，元神出窍了，可以钻到炼钢炉里，亲眼看到炼钢炉的原子分子的种种化学变化。”何祚庥就此诙谐地提出：“炼钢炉里的温度比太上老君炭炉里的温度要高出几百度，钻进去，可能吗？”文章另一段提到，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有一名学生因为修炼“法轮功”而“不吃、不喝、不睡、不说话”，最后被送进精神病院治疗，病愈后仍修炼“法轮功”，导致病情复发。
4月19日，数百名“法轮功”练习者涌进天津师大教育学院静坐示威。
4月21日，“法轮大法研究会”副会长王治文，要求“法轮功”天津总站继续组织练习者去天津师大教育学院示威。
4月22日，天津师大教育学院聚集的“法轮功”练习者达到2000多人。王治文指示：“可以白天去，晚上撤。”
4月22日17时10分，李洪志乘坐美国西北航空公司NW087次航班，从纽约飞到北京。从机场回到崇文区法华寺小区16号楼高级住宅，听取纪烈武汇报这几天“法轮功”练习者围攻天津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的情况。
4月23日上午9点多，李洪志召集“法轮大法研究会”核心骨干李昌、纪烈武等人开会，要求说：“到北京去！”“要去中央，去国务院！” “人少了不行，要多去点。“人来得越多越好”，并明确不能用“法轮大法研究会”和辅导总站的名义具体由他要李昌、王治文、纪烈武等人去具体负责。
4月23日，围攻天津师大教育学院的人数从2000多人激增到6000多人。当“法轮功”天津总站向王治文报告有关部门要劝离非法聚集的“法轮功”练习者时，王治文说：“怕什么，这不正是考验吗？”随后，两三千名“法轮功”练习者又到天津市委、市政府门前非法聚集。
23日下午1时30分左右，按照李洪志的要求，李昌、纪烈武等人在北京体育馆南路1号院30门15号 “法轮功”核心骨干叶浩的家里，召开了具体部署“4２5”活动的第一次会议。李昌传达了李洪志的决定，要求通知所有“法轮功”练习者，4月25日清晨到中南海聚集。他们还决定利用24日的“学法例会”，向“法轮功”北京总站各辅导站的负责人进行布置。会议还没有结束，纪烈武就先到到李洪志住处，汇报情况，李洪志表示满意。
23日晚，天津市公安局对连续几天围攻天津师大教育学院的“法轮功”练习者采取了劝离措施。“法轮功”练习者陆续离去。整个行动很平和，公安局没有抓一个人，也没有发生其他任何问题。
23日晚22时左右，天津“法轮功”练习者被劝离的消息传到北京， “法轮大法研究会”的骨干们在叶浩家召开了部署“4２5”活动的第二次会议。会上，李昌、王治文要求把“他们要求把天津警察抓人了，听说还死了人，还有人失踪了”等谣言传出去，并研究确定了三条要求：第一，要求公安机关立即放人；第二，给“法轮功”提供宽松的环境；第三，允许出版有关“法轮功”的书籍。
4月24日一早，李洪志在纪烈武的护送下赶往首都机场，买了10时20分飞往香港的CA111次航班的机票。但班机因机械故障不能准点起飞，李洪志又改乘CA109次航班，于13时30分飞往香港。
4月24日上午8时30分，在北京东城区藏经馆胡同7号，召开了“法轮功”北京总站及区县辅导站骨干的“学法例会”，部署“4２5”。明确分工：李昌、纪烈武负责全面指挥，王治文负责与外地联络，刘志春负责与北京各区县联络，姚洁负责与现场联络，刘树人负责通过互联网对外发表宣传稿件。会议还决定，在二七剧场附近的姚洁家设立“指挥部”，在民族宫附近柯明家设立现场联络点，派陈东月、李月秋等在中南海现场了解情况，及时向“指挥部”报告。最后，李昌反复强调总站以上负责人均不到中南海聚集现场。
会后，王治文以“法轮大法研究会”的名义，向河北、山东、辽宁、天津、内蒙古等地的“法轮功”负责人打出一系列电话，要求他们组织“法轮功”练习者于4月25日晨到北京中南海府右街“护法”。
李洪志的意图，很快传达给“法轮功”各总站站长，各总站站长又逐级传达给各分站、辅导站以及练功者。至此，“4２5”行动的准备工作全部就绪。
4月24日 21时40分，中南海北门出现了第一批约40名“法轮功”练习者。
25日凌晨3时07分，北海附近出现来自河北的十几辆大客车，客车上的人陆续在附近地下通道内集中。
3时30分，另一部分人在护城河边汇集。
5时13分，大批“法轮功”练习者开始从北海公园正门向西行进；另一批人从胡同中走向府右街。
6时55分，府右街出现大批行进人群。
7时，中南海西门府右街一带已形成静坐场面。
8时左右，人群已排列到北海公园前门团城下。此时，府右街的交通中断。
25日早上，中办、国办信访局的工作人员约见了现场“法轮功”练习者的代表，明确指出“法轮功”练习者围聚中南海是错误的、非法的，应立即撤离，并作了大量教育工作。
根据事先的安排，25日清晨，李昌、王治文、纪烈武、刘志春等20多人陆续来到在姚洁家设立的“指挥部”，频繁地与中南海聚集现场联系，不断发布命令，进行指挥。与此同时，李洪志不断打电话了解情况。在整个事件过程中，他始终与北京“指挥部”保持着“热线”联系，不断下达指示，遥控指挥现场活动。25日当天，他们频繁来往电话20多次。在通话中，他多次要求“让外地人多来些，再多来些。”
9时许，“法轮功”现场人员向“指挥部”报告说，4名代表进了中南海“对话”，但进去的人对为什么要搞这次活动说不清楚，又换了4个人进去，两拨人都说不清楚，要求“法轮大法研究会”和北京总站派能说清楚的人去谈。
经李昌、王治文、纪烈武等人商量，并电话请示了在香港的李洪志同意后，决定由原来不准备露面的李昌、王治文等5人作为代表进中南海“对话”。
在此期间，远在香港的李洪志多次催问结果。在没指令之前，人群仍没有散去的迹象。
当北京市政府发布通告要求聚集者离开时，纪烈武立即报告李洪志，李洪志明确表示不能撤。
21时左右，李昌、王治文等人出来后，纪烈武再次报告李洪志。李洪志问：谈得怎么样？纪烈武说：“明天还要接着谈。”由于中办、国办信访局负责人严厉要求“法轮功”练习者立即停止非法聚集，李昌提议撤退，由纪烈武请示李洪志，李洪志说：“老李(李昌)让走就走吧。”接到这一指令后，“指挥部”通知“让大家都撤”。
晚上11点半左右,“4２5”事件宣告收场。
4月26日清晨6时左右，当李洪志了解到李昌等人并没有见到中央领导，就给纪烈武打来电话质问道：“昨天没有见到中央领导，李昌怎么就让大家撤了？”为此，他大为恼火，责怪为什么没有谈出个结果来。
8时左右，李昌、纪烈武等人陆续来到姚洁家。纪烈武就把李洪志的意思告诉了其他人，说：昨天不该撤，师父还以为见到中央领导了，情况没有搞清楚。
没有评论:
发表评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