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接受记者采访时，李昌说：“我从开始练的时候，第一期学习班没有神、佛之类的，只是从功法来讲。还没有直接说把练功的人练成神了。”“基本上是在95年或者96年以后，才把法轮功改叫成‘法轮大法’。叫法轮功的时候呢，就是中国气功门派的一种，叫大法的时候就不同于各种气功了，而是修佛的一种大法，就是95年96年，四年以前还没有这样的语言。”
在谈到“4.25”事件时，李昌说：“4月22他(李洪志)回来的，4月23号我们见面的。我们见面的时候呢，就整个说起天津和天安门的这些事情和这一些个安排。”“我原来一直认为为法轮功所做的事情是光明磊落的，我们怎么做，在哪里都是公开的。”“我不会隐瞒包含任何一件事情，也不会夸大，缩小哪些事情，我的行为和思维都是非常公开的，我怕的是人家不知道，我希望能更多的人真实地知道我。”“但是正因为这样一种思想，后来李洪志在境外否认4.25前后回国策划的言论直接刺醒了我。”“所以后来，悉尼呀还是在哪，我忘记了，反正就在澳大利亚讲法，就最后这一站，我一下说不出来了。外国记者问说北京的4.25你知道不知道你去过没去过？然后他(李洪志)说我不知道，没去过。可是，你最起码的常识，你出境有个出境卡，入境有个入境卡，哪个国家都这样，你跑了和尚跑得了庙吗？你那个单子在那呢。”“所以这个事情呢，我觉得没有必要说谎，你有什么必要说谎呢？来了就是来了，有什么意见有什么想法说什么想法，对与错呀，你都可以做出表达。”“过去我对他(李洪志)很尊敬很尊敬，在那个时候我就产生了很大心理——从来没感觉这样……”
王治文（“法轮大法研究会”成员，负责国内联络、办班和功理功法解释）：“4.25”是这样安排下去的
因为负责办班，王治文和各地法轮功组织建立了联系。王治文也正是利用这一条件，向地方法轮功组织传达了“4.25”行动方案。
“4-25”围攻中南海的直接原因，是法轮功练习者在天津师范大学未达目的。交涉最后（学员）不太满意。我们知道这件事情以后，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，谈一谈把事情解决。看来事情也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样。大概4月20号，这件事那去的人也就比较多了。”
“大概在4月22号吧，李洪志就（从国外）回来了。我跟纪烈武就（天津）这件事也谈过，4月22号，我们就这个事再商量商量，他（纪烈武）也没多说，就去了李洪志家，这才知道李洪志回来了。”
“当天早上9点多钟，我与纪烈武来到李洪志北京的家。去了以后，一看这件事情也比较重要，我把前因后果，我所了解的情况给他讲了一下。反正李洪志对这件事情的发展也比较关心吧。当时我还着急上班，把这个反映完后我就回去了。
“当时这件事没有定。但是情况呢我想李洪志已经了解了，我也认为这件事我反映上去了，我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。因为这个我也定不下来呀！”
“到4月22号晚上，（天津那边）事态就比较激烈了。这个事一发展的话，当时有那么一个说法：北京这边那大概就是定下来了吧，采取一种方式，去中南海反映一下。”
“4月24日早上，北京有个辅导员会议，李昌、我、纪烈武后来也去了。会上完事以后做了一些安排，当然李昌他做总体安排。我把所了解的情况跟他们说了说。之后李昌安排了像这么一个行动吧。然后各区县的辅导站那儿，就把这些事情安排下去了。”
“我负责和各地的辅导站联系。主要就是北京附近的几个地区吧。廊坊、石家庄，有的地方也打电话了。像唐山也打电话了。讲的话就是把简单情况说一说，北京这些到中南海，把事情反映反映。如果你们那儿能安排的话也可以去，这个地点是中南海，时间是4月25号早上大概8点钟左右吧。其他事情是李昌他们具体安排。”
“4月25日这天，按照事先的说法，我们到姚洁家，她又安排了一个地方。李昌当时和那现场有联系。纪烈武和李洪志那边又通话联系。李洪志是什么时候走到哪里我并不知道，以后听说是4月24号走的。大概是啊，我也不太清楚什么时候走的。因为我就汇报了一次情况，就和他没有再见面。”
“我一直在“4-25”现场。当时中南海也出来了一些政府官员了解情况。后来呢，大概就是几个人吧，5个人，作为代表就去了，我也参加了。”
“当时和一些有关人员把我们的想法谈完之后，他们也提出他们的一个看法吧：一个是像这种人员这么多到这个地方聚集以后是不可以的，希望我们协助把人员疏散一下。我们几个把这件事情简单地讨论讨论。最后我们决定按他的要求，大概是晚上11点半左右，人员全部撤走。这就是我们当天的情况。”
“当然，4月25日这件事情最后也是由李洪志来决定的，别人谁也定不了这个事情！”
“关于李洪志对4.25的反应，我也大概知道一些，听说李洪志对这种结果不大满意，好像是说没有见到领导人啊，也没有一个结果。按他的意思，反正是听他们说啊，希望是能见到总理啊！”
纪烈武（“法轮大法研究会”成员，负责出版等事务，李洪志出国后，为李与国内法轮功联络人）：李洪志不想让“4.25”组织者出面
2006年9月，纪烈武在回忆“4.25”事件时说，“有些细节可能记不太清楚了。但是，有一个细节记得相当清楚。那就是，李洪志曾想不让4.25组织者出面。然而，这个打算破产了。”
“法轮功传功以来，练的人比较多，社会上一些人有不同的看法。这些看法一开始是民间的，后来上升到媒体。上升到媒体后呢，法轮功里面的人也有不同的看法。99年4月份的时候，天津有一个教育学），有一个杂志。杂志上登了一篇何祚庥的文章，其中提到了法轮功。提到法轮功以后，当时天津的一些学员那就找学院理论，发生这个事情是在4月19号到20几号。当时正好李洪志在北京。他是4月22号到北京的。他了解情况以后，就想让更多学员去公安部、国务院啊或者是中央啊去解决问题。” “当时李洪志让李昌去组织这件事情，给大家打招呼。李昌按照这个意思，4月23号上午见的李洪志，下午就召集了北京市的辅导员，通报了一下情况。” 4月24号，李洪志想去香港，当时我上午就送他去机场了。当时李昌他们这边呢，就在雍和宫那边的一个辅导站开会。当我回来时会议就结束了，赶了一个尾巴。也知道布置下去了。” “25号，我原来定的日程是想和李洪志一块去香港，然后从香港去澳大利亚，后来没走成。因为这天李洪志给我打电话，一直了解情况，等于一天我就在联络，所以也就不便离开。” “李洪志走的时候定了一个原则：叫研究会的人不要出面，不要以研究会的组织的名义去。” “24号已经通知这个活动的情况，是有人去做这件事情了。当时李洪志讲去中南海的时候不要出面，不要以（法轮大法）研究会的人组织，好像有人在组织这件事一样。后来去的人很多以后，政府要跟有代表能力的人去谈，这样的话，研究会或北京辅导站自然就面临这个问题。所以当时我就打电话给李洪志，原来说不要出面，现在人家找你谈，要不要去谈去？李洪志说那还得谈去。就让李昌、王治文他们几个人去谈去了。我当时主要是在外面。” “这一天情况主要是，可能李洪志希望那边看看有什么结果谈谈。一直到晚上，李昌他们出来劝大家回去的时候，我给李洪志汇报，后来李洪志也同意他们，大家先离开。”
“法轮功传功以来，练的人比较多，社会上一些人有不同的看法。这些看法一开始是民间的，后来上升到媒体。上升到媒体后呢，法轮功里面的人也有不同的看法。99年4月份的时候，天津有一个教育学），有一个杂志。杂志上登了一篇何祚庥的文章，其中提到了法轮功。提到法轮功以后，当时天津的一些学员那就找学院理论，发生这个事情是在4月19号到20几号。当时正好李洪志在北京。他是4月22号到北京的。他了解情况以后，就想让更多学员去公安部、国务院啊或者是中央啊去解决问题。” “当时李洪志让李昌去组织这件事情，给大家打招呼。李昌按照这个意思，4月23号上午见的李洪志，下午就召集了北京市的辅导员，通报了一下情况。” 4月24号，李洪志想去香港，当时我上午就送他去机场了。当时李昌他们这边呢，就在雍和宫那边的一个辅导站开会。当我回来时会议就结束了，赶了一个尾巴。也知道布置下去了。” “25号，我原来定的日程是想和李洪志一块去香港，然后从香港去澳大利亚，后来没走成。因为这天李洪志给我打电话，一直了解情况，等于一天我就在联络，所以也就不便离开。” “李洪志走的时候定了一个原则：叫研究会的人不要出面，不要以研究会的组织的名义去。” “24号已经通知这个活动的情况，是有人去做这件事情了。当时李洪志讲去中南海的时候不要出面，不要以（法轮大法）研究会的人组织，好像有人在组织这件事一样。后来去的人很多以后，政府要跟有代表能力的人去谈，这样的话，研究会或北京辅导站自然就面临这个问题。所以当时我就打电话给李洪志，原来说不要出面，现在人家找你谈，要不要去谈去？李洪志说那还得谈去。就让李昌、王治文他们几个人去谈去了。我当时主要是在外面。” “这一天情况主要是，可能李洪志希望那边看看有什么结果谈谈。一直到晚上，李昌他们出来劝大家回去的时候，我给李洪志汇报，后来李洪志也同意他们，大家先离开。”
刘淑文（"法轮功"北京总站副站长）：法轮功是有严密组织的
“法轮功名义上松散管理，其实有严密的组织，有什么事都是一级一级地往下传。99年4月24日上午8时30分，北京总站的另一个副站长刘志春召集开会。这种会一般是北京总站组织，下属分站的一部分站长参加，一共有30多人。那天，“法轮大法研究会”来了两个负责人。平常他们是不参加这种会的。这时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天津发生的事。当时，他们说，中央领导在中南海，要上中南海去。说这件事就这么定了。散会的时候要求各分站回去把这个意思赶快传达给学员。
我还是东城分站的负责人，下午就召集东城分站各练功点负责人和一些辅导员，传达了上午会上的意思，说是到中南海向中央领导反映情况。法轮功骗人就在这里，不直接说大家必须去，但又得叫你去。按李洪志的说法，就是让你“悟”，你悟得好就做得好。这就是一级一级的通知，组织得比较严密，也很通畅。那天，我是下午3点多去了中南海，一直到晚上才散去。当时，李昌还叫我告诉刘志春，通知各分站再推荐两名代表参加26日到永定门国务院信访局继续进行'对话'。”
我还是东城分站的负责人，下午就召集东城分站各练功点负责人和一些辅导员，传达了上午会上的意思，说是到中南海向中央领导反映情况。法轮功骗人就在这里，不直接说大家必须去，但又得叫你去。按李洪志的说法，就是让你“悟”，你悟得好就做得好。这就是一级一级的通知，组织得比较严密，也很通畅。那天，我是下午3点多去了中南海，一直到晚上才散去。当时，李昌还叫我告诉刘志春，通知各分站再推荐两名代表参加26日到永定门国务院信访局继续进行'对话'。”
刘京花（北京中山公园法轮功学习小组负责人）：研究会说，去中南海是最后一次圆满的机会
我是经朋友介绍说法轮功是以真善、忍为标准，是上乘佛家大法，最终还可以“圆满”。于是在1998年1月开始习练法轮功。每天除了做点家务外，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“学法”、练功上。
1999年4月24日本来不是小组学习的日子，辅导员忽然通知我要增加一次小组学习。在学习会上，辅导员说，天津有四十多名同修被抓了，上面通知，让所有的大法弟子明天早晨都要到中南海的国务院信访办门口集合，咱们要采取一次集体“护法”行动。还说，师父说了，“这是最后一次圆满的机会了”。大家去不去，自己去“悟”。临散会时，辅导员还叮嘱大家说：“这次去中南海上访，不能对外说是我们练功站点组织的，如果有人问，就说是自己自愿去的，去的人越多越好。”会后，辅导员还让我赶紧打电话通知未到会的其他功友，明天早晨八点钟前一定要赶到府右街集合。
我当时特别激动，谁不想圆满啊！没想到日思夜想的圆满就要到来。一回到家里，马上给几个功友打了电话，约好第二天早晨七点在我家门口集合一块走。
4月25日早晨，我和其她功友去了中南海。到达府右街的时候，人行便道上已经站满了参加“护法”的“同修”们，平时车水马龙的府右街，此刻，所有的车辆都被迫禁行了。九点多钟的时候，由于便道上早已挤满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功友，来得晚的只好站到了临近的几条胡同口。期间，我听到旁边的“同修”们之间的谈话，从口音上判断有天津的，还有沈阳的，都是连夜乘火车赶来的。那几位天津的“同修”情绪激动，几乎不停地说话，还要大家坚持住，政府不答应提出的条件决不撤离。我们一直熬到晚上九点，才听到有人喊回家了。这一夜回到家里，虽然很累，但能上“层次”，觉得也值了。
1999年4月24日本来不是小组学习的日子，辅导员忽然通知我要增加一次小组学习。在学习会上，辅导员说，天津有四十多名同修被抓了，上面通知，让所有的大法弟子明天早晨都要到中南海的国务院信访办门口集合，咱们要采取一次集体“护法”行动。还说，师父说了，“这是最后一次圆满的机会了”。大家去不去，自己去“悟”。临散会时，辅导员还叮嘱大家说：“这次去中南海上访，不能对外说是我们练功站点组织的，如果有人问，就说是自己自愿去的，去的人越多越好。”会后，辅导员还让我赶紧打电话通知未到会的其他功友，明天早晨八点钟前一定要赶到府右街集合。
我当时特别激动，谁不想圆满啊！没想到日思夜想的圆满就要到来。一回到家里，马上给几个功友打了电话，约好第二天早晨七点在我家门口集合一块走。
4月25日早晨，我和其她功友去了中南海。到达府右街的时候，人行便道上已经站满了参加“护法”的“同修”们，平时车水马龙的府右街，此刻，所有的车辆都被迫禁行了。九点多钟的时候，由于便道上早已挤满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功友，来得晚的只好站到了临近的几条胡同口。期间，我听到旁边的“同修”们之间的谈话，从口音上判断有天津的，还有沈阳的，都是连夜乘火车赶来的。那几位天津的“同修”情绪激动，几乎不停地说话，还要大家坚持住，政府不答应提出的条件决不撤离。我们一直熬到晚上九点，才听到有人喊回家了。这一夜回到家里，虽然很累，但能上“层次”，觉得也值了。
不管发表什么，都的为自己发出去的东西负责任。 不知道你在哪找到的这些东西， 你真的了解当时的情况么？ 上述等人真的是法轮功学员么？别人看了你的东西，他们是不是就被这种言论给带入到一个框框之中 ？！你发了这篇文章，我想你也是动了哪一念发的，而且，也许你也不知道当时的情况。 我希望你去了解一下真相，别帮着邪恶做宣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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